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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中国传媒英雄朱德付

2011-10-11 14:45:50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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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中国传媒英雄朱德付

 

采写/吴淑平

 

   从事传媒业十年,采访过各行各业的人,从政要到工人,从名流到草根,从没有一个像朱德付这样令我震撼。

朱德付的名字在其他行业也许不算很有名,但在中国传媒业,可谓如雷贯耳。这位几经起落的传媒英雄,在推动中新闻事业、社会舆论进步上,做过可以载入新闻史册的贡献。但他转战阿里巴巴后,却显得安静而低调,判若两人。

   我跟朱德付是博友,经常在微博聊天,我们往返的私信有60多条。看一个人的微博,基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、爱好、情绪与格调。南方报系的精英普遍有个特点:年轻时充满激情、踌躇满志、疾恶如仇,处处敢于亮剑;进入中年后,他们渐渐变得沉稳、老练,带剑却不轻易亮剑。朱德付给我感觉是,曾经沧海、如今怀旧、佩剑逍遥。他经常游荡于郊野,不与人激烈争辩,不得罪博友。这跟南方报系的年轻人已经不一样。可见,岁月是一把刀,把人雕刻得棱角分明、个性突出,却又不像过去那么鲜活。

   我一直期待和猜测朱德付有朝一日会再战传媒江湖,但采访他之后,才得知他已经不再有兴趣,心里不禁暗自叹息。这位中国传媒英雄,打算退休后从事出版业,但愿他心想事成。

 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

 

   吴淑平:不久前,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《京华时报》,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、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《新京报》变更为北京市有关部门主管主办。作为《京华时报》前总编辑和作为老南方报系的前领导人,您对此事怎么看?

   朱德付:今年9月3日,北京市委有关部门和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于上午和下午分别到《京华时报》和《新京报》宣布接管这两大中央党报旗下之都市报。前后几天,百度将《京华时报》和《新京报》列为敏感词,有关这二大媒体的消息均搜不到,由此可见此次接管行动神秘度之高。

  《京华时报》创刊于2001年5月28日,由中共中央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主管主办,占50%股份,北大青鸟公司占50%股份。按照合作协议,采编体系由人民日报负责,经营体系由北大青鸟负责。《京华时报》是全国各级党报第一份引进社会资金,且党报不控股51%的都市报,堪称都市报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《新京报》创刊于2003年1月11日,由光明日报集团和南方日报集团联合主办,光明日报集团占股51%,南方日报集团占股49%。按照合作协议,光明日报集团委任社长,南方日报集团委任总编辑、总经理。新京报的创刊,是岭南传媒成建制北上的第一波,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京传媒业的格局。

  《京华时报》和《新京报》的共同特点是拥有南方传媒的基因和血统。我于2001年3月10日北上,担任总编辑。《京华时报》从创刊起就迥然而异于京味媒体,洋溢着浓郁的岭南气质。

  《新京报》首任至今的社长是戴自更,他在回北京总部之前,长期担任光明日报驻广东记者站站长,受岭南文化浸淫很深。首任总编辑程益中,总经理喻华锋,程益中在中国传媒业声名赫赫自不待言,喻华锋是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老将,对《南方周末》和《南方都市报》的经营发展立下不世之功。新京报筹备和创刊之后,无论是采编和经营骨干,都是《南方都市报》成建制派遣,《新京报》和《南方都市报》同文同种,南北双雄、血脉相连。

  《新京报》筹备之时,我和戴自更、程益中、喻华锋在北京后海有次私人会晤。三人决定《新京报》定价1元,正面挑战不可一世的《北京青年报》,避免和友军《京华时报》狭路相逢。我们相约用五年的时间,《京华时报》打垮所有定价5毛的京属都市报,撼动《北京青年报》的根基,至2009年,南派两兄弟报决战紫金城之颠。我们戏称此次会谈为“后海共识”。如今看来,历史就是这样,但历史又远远不是如此。

   《京华时报》创办两年后,一跃而为北京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。一举成为北京最具影响力的都市报。岭南传媒北上两大劲旅以摧枯拉杇之势席卷首都传媒江湖,彻底改写了北京传媒格局,深刻影响了首都舆论版图。余锋所及,触动了全国传媒的心律,燃烧了天下媒体的激情。“光荣与梦想”,曾几何时,是指引岭南传媒人勇往直前的猎猎大旗。

  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,全国省级党报兴起大办都市报的高潮。“风起于青萍之末,归于太阿。”直到中共中央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创办《京华时报》,都市报才逐渐摆脱小报小刊的宿命开始登堂入室。传统舆论重镇《光明日报》和岭南传媒雄师《南方日报》合作创办《新京报》,更将都市报的开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。如果说,从1994年《华西都市报》创办,到2003年《新京报》创刊,是中国市场化都市报黄金十年的话,时至今日,我们很怅然地看到,光荣与梦想渐行渐远,使命与担当化为叹息。

  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成长为主流媒体的都市报,都脱胎于传统党报,可谓根正苗红。但由于一出生便不能不厉行三贴近,游走于新闻与宣传之间,难免不被正统所歧视,为庙堂所隐忧,其卓然者更被视为乱臣贼子。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,是都市报的诉求所在,但“荃不察余之衷情兮”,都市报于是愁肠百结壮志难酬。

如今,两大中央级党报旗下之都市报一夜之间划转地方,这不仅超出传媒人的想象,也超乎所有行家学者的想象。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非常之举必有前因后果,非我辈所可妄加揣度。“肉食者谋,又何间焉”。

 

中国出现真正新闻周刊的时机尚不成熟

 

   吴淑平:作为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信息时报》、《京华时报》、《中国周刊》等媒体的前领导人,作为中国传媒业的领军人物,能否谈谈您在这几个单位的主要工作经验或感受?

   朱德付:1990年我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分配到《南方日报》后,投身新闻事业凡二十年。先后担任过《南方周末》编委兼记者部主任、《南方都市报》副主编、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、广州日报集团《信息时报》总编辑、《京华时报》副社长兼总编辑、《中国周刊》执行社长兼总编辑,称得上是个资深媒体人,更是在党的市委、省委和中央三级机关报工作过的第一人。

   我在党的三级机关报工作期间,主要从事市场化报纸的采编和管理。其中,在《南方周末》工作最久,自1991年底至1996年底,前后6年,我的基本新闻价值观都形成于《南方周末》。《南方周末》以启蒙为使命,以良知为底线,以正义为旗帜,以敢言为风格,一直是我国媒体良心的代表,影响了几代中国传媒人,更影响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。我是《南方周末》创刊以后的第一个记者,也是记者部第一任掌门人,我职业的光荣基于《南方周末》,职业的底蕴同样基于《南方周末》。《南方周末》是《南方日报》的黄埔军校,《南方日报》是全国媒体的黄埔军校。

   《南方都市报》创刊之前,广州有“流浪记者”群落,自《南方都市报》创刊后,基本一网打尽,“流浪记者”作为一个可观的群体从此销声匿迹。

   综观南方报业集团,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几乎所有的报种,南方日报集团都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但一旦创办都成为行业的标竿。《南方周末》不是调查性报道的先行者,但却是积大成者。《南方都市报》不是都市报的首创者,但是领军者。还有《二十一世纪报道》、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等。唯才是举、锐意进取、恪守底线、张扬个性,是南方日报集团攻必克战必胜、桃李满天下、尉为大观的源泉所在。

   我从《南方日报》转战《广州日报》,出任《信息时报》总编辑事出偶然。当时的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兼广州日报社长黎元江动员我进《广州日报》,我离开广州日北上《京华时报》不久,黎元江便身陷囹圄。传媒江湖风波恶,至今想起仍唏嘘不已。

   《京华时报》的意义在于,中共中央机关报谋定而后动,吸引社会资本推进新闻事业改革和进步。《京华时报》应运而生一纸风行京城,正所谓时势造英雄。离开《人民日报》的强势保护和强力推进,不可能有《京华时报》今天的造化。兵法曰:居高临下,势如破竹。

  在《京华时报》工作8年后,深感都市报的发展陷入瓶颈,非有制度的大变革,不足以有大的改观。继续勉力前行,亦难超越自我,无非是蝇营狗苟厮厮混混。于是痛苦下决心,离开一手创办、风生水起的《京华时报》,着手创办自认为具有远大前景的新闻周刊《中国周刊》,然而形势比人强,中国出现真正的新闻周刊的时机尚不成熟,我的新闻周刊的梦想于是便注定只是梦想。

 

如果时光倒流 仍会选择南方报系

 

   吴淑平:如果时光能倒流,您还会选择做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信息时报》、《京华时报》、《中国周刊》的领导吗?如果能重新选择,你会怎么选择?

  朱德付:时光不会倒流,正如历史不能穿越。总结自己的前半生,都不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,而是被命远褱挟着前行。我所能做的,无非是响应命远的召唤。我生于1963,正值文革时期,1979年,我16岁考上大学,是所谓“新三届”。工作4年之后,于1987年考入中山大学读研,来到开天下风气之先的岭南。我们这代人的幸运在于,身处“三千年未有大变局”,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岁月里,我们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和挥洒之时。

   如果时光真能倒流,我仍然会选择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京华时报》。从《南方周末》到《南方都市报》再到《京华时报》,是中国传统党报从喉舌到新闻演变的主体脉络,是考察中国媒体变革不可忽略的三大样本。我有幸成为我国媒体进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,我为命运给了我这三次机会而深感庆幸。

   如今,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,我尽了自己的本份,和很多热血新闻人一起,点点滴滴地推进媒体改革和进步,回头再看,今天中国的传媒,和二十年前相比,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哪怕有停滞,哪怕有倒退,但毕竟进步了很多很多,永远也不可能倒退到起点。

  至于《信息时报》和《中国周刊》,只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,狂飆突进中的一个驿站。无足轻重无关大雅,不回也罢。

 

“体制内外”的区别 影响媒体生产力

 

   吴淑平:改革开放已经30年,但媒体从业人员一直还存在“体制内”和“体制外”的区别,您认为这种区别对传媒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?你觉得这种状况在短期内能改变吗?

   朱德付:在我国,媒体属于上层建筑。改革开放虽说已经30年,我们很多意识形态的领导还停留在革命党的认识层面上,革命靠的就是二杆子:枪杆子和笔杆子。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,事关国体。兹事体大,不可不察。

   传统党报一直是党的一级机关,既然是机关,自然是体制内的产物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,在改革的大潮冲击下,传统党报逐渐淡化了机关的色彩,走向体制内和体制外并存的双轨制。从单一的体制内,到面向体制外,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。

   改革至今,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时期。传统媒体被划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社会化产业,越来越多的媒体将会从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。这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。

   我们看到,新媒体如互联网之所以高速发展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它诞生之日便是充分市场化,没有体制内外之别。传统媒体之所以褱足不前,体制的双轨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大症结。

   2009年之前,我一直是体制内的人,虽然长期从事体制内的市场化媒体。体制给了我机会,给了我待遇,给了我荣誉,但我仍然认为,带有市场属性的媒体,只要有体制内外,就一定有不公平,就一定产生人为的高低贵贱,影响媒体生产力的有效释放,阻碍媒体的健康发展。但我也相信,媒体体制内外的的彻底并轨尚需时日,水到渠成自有时。

   体制内是官本位,体制外是业务本位。从体制内到体制外,假以时日,必有结果。

 

哪怕再有可能 也不可能再战传媒

 

   吴淑平:在目前这种体制状态下,中国的传媒业有办法与国传媒巨头体竞争吗?

  朱德付:在目前体制下,国外传媒巨头也进不来,所以不存在竞争。终有一日,国外传媒巨头真的进来了,我们也已经充分市场化,那时赢的还是我们。只要真正开放,中国人比哪国人都聪明。

 

   吴淑平:从纯媒体,到阿里巴巴这样的“纯企业”,您的心态有没有发生过变化?有朝一日,您这只传媒狮子,会不会再回归深山,再霸山林,从新竖起一面媒体的旗帜?

   朱德付:从体制内的媒体,到体制外的企业,于我是一个巨大的转型。个中的心态变化堪称过山车,可谓一言难尽。一般而言,哪怕再有可能,我也不可能重操旧业再战传媒。正如李鸿章所言: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。我们这代传媒人已是强弩之末,不可能再创造什么奇迹,不能晚节不保。期待下一代媒体人薪尽火传,百尺竿头更尽一步。

就我个人兴趣而言,退休之日,更想从事出版。大众媒体只是在最短的时间影响最多的人,是文化快餐。精品图书才可以藏之名山传于万世,在无限的时间里影响无数的人。《京华时报》、《新京报》可以城头变幻大王旗,其兴也勃,其亡也忽,《红楼梦》才是不朽的,历经万世为人传读。

 

朱德付简介:

  男,安徽人氏,生于江西。

  中山大学文学硕士;高级编辑;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。

  历任:《南方周末》编委兼记者部主任;《南方都市报》副总编辑;《南方日报》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兼机动记者组组长;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;广州日报集团《信息时报》总编辑;《京华时报》副社长兼总编辑;《中国周刊》执行社长兼总编辑。

   现任: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、淘宝天下》周刊社社长兼总经理。

   兼职: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、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
 ——《空港》“名人专访”栏目2011年10月刊(想接受专访者,可联系吴淑平)

 


 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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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博主

吴淑平

作家,福建人,定居深圳。现任某时尚杂志总编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商道门徒1》、《商道门徒2》,以及《商情水浒》、《中国单身女性调查》(中、英文版)、《女人越精 上位越快》等16部著作。工作联系邮箱:wsp8@sina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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